堂兄

远在纽约的堂兄过来帮我们搬家，刚搬完就要回去。他老板总是周四周五安排工作，周一要看结果，并且周六周日一定要看到他们在实验室。我就很纳闷，这样的话，周一到周三大好时光怎么过。争拗不过，只好开车送他去火车站，半路换道没看死角，差点和一辆车撞，幸好那个老太太反应快。
我和他小时候就一起玩，比我大一岁办，他老欺负我。后来我们上学一直是同级，高中就干脆同班了。我住他家，所以，晚上还同睡。后来上大学，读研究生又同级，读博士还差点考到同一个研究所。在我的整个记忆中，他都比我强大能干。所以看到他这么忍受老板的窝囊气，我很气愤：你是副教授来访问的，是合作，不求她什么，再说，你都要走了，她这么给你安排杂活，每天加班，从没有周末，这很恶劣。我哥则说，快要走了，不想搞僵，我的文章还压在她那里。
真是奇怪了，这些“二老板”不知道怎么就这么不通情理，把事情做绝之前也不考虑。她自己一直跟着大老板做，从没拿过课题，从没发过高水平文章。这大老板也就怪了，竟然把整个实验室交给这么一个科研上毫无希望的人，指挥着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最有才华的博士后。这人竟然在实验室公开搞‘内外有别’：老外正常上下班，中国人一定要每天工作到晚上八点，周末也一样。按她自己的话说“你们在家干嘛，都到实验室来”。大姐，您这是违法的呀，不怕有人告你。
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讲为什么美国人直接把卡恩从飞机上拉下来就送监狱了。说是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，人和人之间距离比较远，所以，必须有严格的行为规范，什么是可以做的，什么是不能做的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障人的安全。但中国和欧洲与美国不同，几百年，好几代人生活在同一个村落，做了什么事，子孙们也得跟着一起承受乡亲们的评论。这些交往面异常狭小的老板们很熟悉这些规则，脱离了原来规则的束缚，他们把手中的一丁点权利用到极致，去建立自己的专制帝国。外人看来，那个制度很容易被打破，几乎是用指头轻轻一戳就行了，但是在内部，让他们举起那根手指头，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。